新中國成立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要求，學術條件的成熟，促成了現代漢語詞匯學的建立和發展。它是漢語詞匯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它關注的是現代語言，所以同現代漢語的學習、應用關系更加密切。國家政府歷來重視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重視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制定了一系列的語文政策。2001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更是將語言的規范化、標準化工作提高到法制的層面加以保證。
半個世紀以來，現代漢語詞匯研究為貫徹黨的語文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它在語文教學、指導語言應用、制定國家語文政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社會發展對學科的發展往往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課題；學科理論上的新認識、新見解往往影響研究的方向和重點。我們認為下列幾個方面應成為現代漢語詞匯研究工作的主要內容。
⒈?辭書編纂。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漢語在世界范圍內、在各個領域作為交際媒介的作用越來越大，想學習掌握漢語的人越來越多，編出滿足人們學習漢語各方面需要的現代漢語辭書成為迫切而重大的任務。我們還缺少為大家所認可的專為幫助非漢族人學習漢語的權威辭書，對比英語有“牛津”“朗文”“柯林斯”等較知名品牌辭書并駕齊驅的情況，差距明顯。此類辭書在收詞、釋義、用例、各種標注、指導應用方面應適應使用者的情況和需要。它不同于為本族人編的各種語文詞典。例如釋義，為本族人所用的中型語文辭書，是在本族人所熟悉的詞匯系統、詞義系統中尋找詞語，寫成釋義，力求確切簡明地說明詞義。由于用來釋義的詞語總量巨大、句式變化豐富，或由于精練概括而難于顯示詞義的差別，往往不適合初學漢語者的需要。國外有詞典限制整部詞典釋義所用漢語數量的作法，我們還缺少這方面的嘗試和探討。其實，即使是本族人的語文教學，對詞語的釋義也要照顧不同文化水平學生情況而有不同的處理。再看用例，原來的認識是，用例是顯示和證實詞義的。現在多數學者已認識到，對于教學用的現代語言語文詞典來說，用例不僅只作為顯示、證實詞義之用，它同時要顯示詞的主要功能、主要用法。對外漢語教學用的語義詞典更應該如此。我國學者已編出了適應這方面需要的詞典。如孫全洲主編的《現代漢語學習詞典》、李憶民主編的《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等。時代要求我們，在這個基礎上，擴大考察范圍，對每個詞的詞義和組合能力作詳細的調查分析，確定各類詞、各個詞、各個義項組合特征，有選擇地將它們收入不同的詞典中去。這是一個繁重的任務。如果我們先編成詳解的現代漢語詞典，再做這個工作會省力一些。現在有學者在這方面有不同的探索，力量分散，缺乏全面、統一的考慮。談到這里，不能不提出，籌備編纂反映現代學術觀點的“現代漢語詳解詞典”（包括溯源、靜態描寫）是時代召喚的巨大工程，有待于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熱誠。
⒉?同語義學結合。語義學原來只限于研究詞義，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擴展到詞組義、句義。詞義研究仍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國學者受語義學觀點的啟發，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詞義信息內容分析”“概念義分析的形式化”“詞匯場、語義場研究”“詞義和詞的組合能力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較多的探討，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例如英國學者萊昂斯把語言單位區分為詞位（lexemes）、詞位變體（forms）和應用中的詞語（expressions）。再把詞語的意義區分為詞位和應用中詞語的意義（sense），應用中詞語的具體所指（reference，詞位無這個內容），詞位指示的客觀對象（denotation），應用中詞語的所指客觀對象（referent）。以漢語“書”為例，詞典說明“書”是“裝訂成冊的著作”這是Sense，作為詞位和應用中的詞，“書”都有此義。“我去買書”“他家書很多”中的“書”是應用中的詞，它可有單稱、普稱、定指、不定指的區別，這是Reference的變化（按：應用中詞義的變化不限于此）。作為詞位的“書”指示客觀所有書，這是書的denotation，應用中“書”指示的客觀對象是它的referent。我國學者一般只將詞的指示對象稱為詞義、概念內容、反映的對象等，未免籠統。上述觀點對詞義信息內容的分析有相當的啟發。用這種觀點審視我國學者的同義詞研究，可以有新的視角、新的認識。（參看符淮青《同義詞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語文》2003年第3期）
⒊?為語言的信息處理服務。20世紀70年代我國學者開始漢語信息處理的研究以來，經歷了字處理、詞處理、句處理的不同階段。從已有的文獻材料來看，當代學者主要是在語言信息處理的總的框架下，配合句法分析、語境分析來分析詞的語義。未見到詞義分析的系統材料。從已有的詞的語義特征分析材料來看，多是以詞為單位，而不是以義項為單位。而詞的基本義同它的引申義、比喻義語義特征往往相差很大。而詞的句法信息的描述也很少以細致分析的詞義義項為單位。例如，《現代漢語語法信息詞典詳解》（第二版，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中把“吃”區分為兩個，“吃1”指“吃房租”“在食堂吃”“吃水果”“吃大碗”等當中的“吃”；“吃2”指“吃苦頭兒”“吃嘴巴”中的“吃”。僅以“吃”來討論，《現代》已區分為三個義項：①把食物等放入嘴中經咀嚼咽下（“吃水果”的“吃”）。②在某一出售食物的地方吃（“吃食堂”的“吃”）。③依靠某種事物來生活（“吃房租”的“吃”）。“吃”這三個意義不僅詞義特征差別明顯，且組合特征也有不同。如“吃”之②義只和幾個出售食物場所（如“館子”“小館”“食堂”）等組合，且有“吃得/不起館子”的組合，因為詞義特征中已有“購買”的特征。“吃”之③義已完全喪失了吃①義“咀嚼”“吞咽”等特征，具有完全不同的詞義特征“依靠……生活”，它組合的已不是一般的名詞性賓語，而是表示生活來源的名詞性賓語。（參看符淮青《詞義和詞的分布》，《漢語學習》1999年第1期）筆者認為，詞義特征和組合關系的分析，應該更加細致。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遠。
⒋?借助計算機作各種調查研究。我在《漢語詞匯學史》的結語中說：“詞匯學研究為現代科技服務，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成果來研究詞匯學，是時代將為學者創造的新境界。”令人高興的是，已有多位青年學者，利用計算機的語料數據庫在短時中掌握豐富的材料，進行為各種目的服務的調查研究。如蘇新春等在《漢語詞匯計量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中對舊詞語、同形詞、異形詞、方言詞、口語詞、新詞語等的研究；周薦《漢語詞匯結構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中以統計材料分析合成詞的結構，分析雙字格、三字格、四字格乃至更多個字的組合單位，其說明、闡述都令人耳目一新。筆者近年在工作中遇到在詞典中標注〈口〉〈書〉語體色彩的問題。原有的詞典標注界定不夠清楚，多憑編者語感，不同的詞典標注也不一致。看來科學地確定詞語是口語詞、書面語詞，還是通用詞，除了要有明確的界定外，借助計算機作統計分析是必要的。可以設想，建立有足夠語料的口語體語料庫和書面語體語料庫。如果某個詞語僅出現在其中一個語料庫中且頻率很高，就有資格確定為口語詞或書面語詞。再根據各種輔助標注，確定通用詞或各種不同情況的詞。不走這條路，難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結論。
隨著學術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漢語詞匯學必將得到更豐富的滋養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