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先生二三事》
朗讀者：常亮
葉圣陶先生二三事 082
張中行
葉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記得那是舊歷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消息，外面正響著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響亮的聲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雙層的悲哀。
我第一次見到葉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編課本，他領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相識之后，交往漸多，感到過去的印象失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圣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葉圣陶先生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處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葉圣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別人說：“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
凡是同葉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厚而感動。前些年，一次聽呂叔湘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里去，見葉先生伏案執筆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點。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寫文章，文字標點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葉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潤課本的文字開始。其時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話。可是他寫文章堅決用普通話。他對普通話生疏，于是不恥下問，讓我幫他修潤。我出于對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動筆，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見。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語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我遵囑，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一定親自來，謙虛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恢復。我當然表示同意，并且說：“您看怎么樣好就怎么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說：“好，就這樣。”可是下次還是照樣來商量，好像應該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的事：有人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時，客人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臺階，送到大門外。告別，他鞠躬，口說謝謝，看著來人上路才轉身回去。他晚年的時候已經不能起床，記得有兩次，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時，他還舉手打拱，不斷地說謝謝。
還記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說，他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了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么多年，最后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圣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圣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里念，要讓那間房里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這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于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張，就必付之一笑。而葉先生則主張寫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葉圣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致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圣陶先生還特別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話之內的一項要求，這里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著一些感慨說的：“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關于繁簡，關于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圣陶先生只說字，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絕不該繁。可是現實呢，常常是應簡而偏偏要繁。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顯得既累贅又別扭。另一個是“太”，如“吸煙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吸煙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變得不只累贅，而且違理。像這樣的廢字，刪去不只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拖沓無理為簡潔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刪，也就無怪乎葉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里，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圣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標點，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帖決不放松。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現課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隨寫者的自由，于是出現這一處是“叫做”，那一處是“叫作”的現象。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例不統一的問題。葉圣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標準，要求全社出版物統一。商討的結果，定為“行動”義用“做”，“充當”義用“作”，只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依舊貫。決定之后，葉圣陶先生監督執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確的分工。
葉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業績。凡是拿筆的人，尤其或有意或無意而寫得不像話的人，都要常常想想葉圣陶先生的寫話的主張，以及提出這種主張的深重的苦心。
